“李班长，你以前还真动手喂过猪呢？怎么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军区政治部的干部啦？”1996年军区表彰大会结束后，我的老战友杨大海猛地拽住我，一脸惊讶地问。
我笑了起来，眼前就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在猪圈旁边，点着灯熬夜读书的青涩样子。
1974年冬天12月里，东北的风冷得刺骨，当我接到那张入伍通知书时，心里头那个美呀，比喝了糖水还甜。
那张纸薄薄的，上面写着12月21日这个日子，不过按照部队里的老规矩，我们这帮人算是1975年入伍的新战士。
在咱家那又矮又小的土房子里，爹、娘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都围着我，他们眼里全都是留恋和盼望。
“建国，到部队后要努力表现，别白费了你这满肚子的学问。”爹那像老树皮般粗糙的手，重重拍在我的肩上。
那时候我刚结束高中学业，身子骨单薄，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破破烂烂的瓦房里，屋顶还会漏雨，到了冬天，屋里四处漏风。
爸妈操劳了大半辈子，却还是没能让咱们兄弟姐妹过上舒坦日子，我心里暗暗较劲：说啥也得在部队闯出点成绩，离开农村，过上好生活！
刚分到新兵连那会儿，东北的冬天冷得要命，宿舍里的炉子火苗子呼呼的，但站得稍远点还是冷得浑身打颤。
记得那次第一次跑五公里武装越野时，训练场上雪积得挺厚，有半尺高呢，我跑到一半腿就没劲儿了，差点就倒在地上了。
旁边的队友王明亮瞧见了，走过来扶了我一下，问道：“李建国，你咋回事啊？”
“哎，没啥大事，就是腿突然抽筋了。”我忍着痛，不想承认自己不行。
王明亮拍了拍我的肩说：“咱俩都是高中生，不能给读书人丢脸嘛！而且，家里还指望着咱俩呢！”
他的一番话就像给我打了气，我猛地挺直腰杆，跟上了大家的步伐。
晚上练完回来，两条腿沉得跟铅块似的，疼得要命。宿舍里大家都睡得很香，我轻手轻脚地爬出被窝，借着走廊暗暗的灯光，偷偷做起俯卧撑来。
“一个…两个…”他胳膊抖个不停，汗珠儿沿着脸往下掉，砸在水泥地上。
“李建国，在捣鼓啥呢？”班长黄志刚巡查完回来，瞧见了我。
我立马站起身来说道：“班长，我……我想动一动，锻炼一下身体。”
黄班长瞧了我一眼，居然没训我，只是说：“赶紧睡吧，明天还有体能训练等着呢，加油干，部队对那些有志气的兵向来不会差。”
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期结束后，随着雪慢慢融化，春天的味道渐渐飘满了四周，我们就被分配到了各个不同的连队。
大家都希望能当上文书、司机，或者去做通信员，因为这些活儿既风光又有前途。
名单公布的那天，我心里砰砰直跳，使劲在人群里挤来挤去，就想找到自己的名字。
最后我被安排到了二营四连，干起了步话机手的活儿，就是个普通的通信兵，而我的老乡张海涛呢，他被挑去连部做了文书，其他一些跟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则去了团部工作。
我瞅着那张名单，心里头那叫一个沮丧，就像突然间被人从头上浇了一盆冰凉的水。
“李建国，别愣着了，快打包行李去报道吧！”王明亮喊道。他被分到汽车连做司机了，以后的路肯定越走越宽。
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宿舍走，准备收拾东西，半道上碰见了马上就要走的班长黄志刚。
“班长，我……我是不是就只能做个传话筒啊？”我壮着胆子问。
黄班长笑了笑，说：“嘿，难道觉得步话机手不重要吗？打仗那会儿，指挥员最依靠的可就是你们这些传递消息的通信兵啦！”
我默默低着头不说话，黄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说：“小李，要记住，岗位是啥不重要，关键是你能把那个岗位的工作做得咋样。”
揣着班长的嘱咐，我去了二营四连，见到了连长王建军，他是个皮肤黑黑、说话直爽的东北大哥。
“你就是李建国吧？学历挺好的，念到了高中，像你们这批新兵里，高中生可不多。”王连长看着我的档案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我刚有点盼头，旁边的指导员立马给我浇了盆凉水：“高中生又怎样？部队打仗可不是靠读书，得看真本事！你去一班当个报话员吧。”
咱们班的老班长刘德福真是个热心肠，他瞧出了我的心思，就问：“李建国，你咋啦？不愿意干步话机手这活儿吗？”
我没说话，他继续讲：“对讲机操作员也能出人头地！我跟你说，咱军区的司令员一开始也是干通信兵的，后来才一步步升上去的！”
我明白老班长是在宽慰我，但这话确实让我有了点底气，因此我下定决心钻研工作，把通信手册翻得都起了皱。
我把所有的通信密码都背得滚瓜烂熟，字也写得特别漂亮，就连步话机的零件，我都能拆了再装上，就算蒙着眼睛也不会搞错。
随着天气慢慢变暖，到了1976年春天，部队里安排了大型演练活动，那是我当兵后头一回参与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练。
五月份的山里，雨下个不停，泥石流把通信线给冲垮了，导致指挥部没法和前线部队取得联系。
就在大家都没办法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以前在老家帮忙拉电线的经历，于是赶紧从旁边找了两根牢靠的树枝，简单搭了个架子，把电线架高，让它绕过了那片泥泞的地方。
这一手让连长王建军对我大为赞赏：“小李，你真有两把刷子！这都能被你想到！”
我第一次感受到被认可的喜悦，心里美滋滋的，就像是春天提前到了似的。
结果晚上回到连队，我管的电台因为没保养好坏了，连长生气了：“这么好的机会，被你给搞砸了！下周全连通信训练，你给我盯紧了！”
就这样，我从连队里的小红人突然变成了不起眼的小角色，连长也不再关注我了。
瞅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提拔成了班长、做了领导，可我呢，仍旧是个小兵蛋子，时间就这么溜走了，心里头的盼头也越来越小了。
夜里躺在床上，瞅着不太亮的天花板，我老在想：难道真的要这样稀里糊涂地过日子，最后回老家吗？
“当兵的就是要听指挥，把日常岗位当成打仗的地方。”指导员的话一直在耳边绕，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不情愿。
家里寄的信越来越频繁了，老爸来信说：“建国啊，你那兄弟王二虎现在在县供销社当采购了，人家现在都穿上时髦的确良衬衫了，还蹬上了永久牌的自行车呢...”
瞅着信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我明白爹没说出口的意思，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阵酸楚。
有空的时候，我就会拿起本子，写点关于部队里的小趣事，还有训练时候的一些小事儿，这成了我心里唯一的安慰。
有次碰巧，我写的《雨中坚守》被通信班长孙晓东瞧见了，他觉得写得挺好，就给团报送过去了。
真没想到，文章竟然真的被发表了！那天，我手里捧着报纸，一眼就看到了上面印着我的名字和写的文章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害得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。
真没想到，李建国，你写作还挺有一套嘛！第二天早上做操时，连长当着全连的面给了我一句夸赞。
这么多年一晃而过，当年那种受到认可的感觉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
1978年冬天，老爸不远千里从老家赶来看望我，给我带来了一坛家里自酿的米酒，还有老妈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袄。
“建国啊，你弟弟明年就要升初中了，那学费的事……”爹揉着那双长满老茧的手，支支吾吾地说道。
我懂爹的想法了，从床底翻出藏着的20元钱，悄悄塞到爹口袋里：“爹，这是我攒的零花钱，你拿回去给弟弟交学费吧。”
老爸眼眶湿润了，摆摆手说：“我不是要你的钱，就是想问问你，在部队里……能不能有个好的发展？”
望着老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像什么滋味都有，只能硬着头皮故作平静地说：“爹，您别担心，我在部队挺好的，肯定有前途。”
爹离开后，我在操场上足足跑了一宿，心里就是不服气，憋着股劲儿。
1979年春天，团里头有了新通知：要挑些人去考军校，得满足党龄两年以上，平时表现得好，还得是中学文化以上的水平。
我心里重新有了盼头，当晚就写好了申请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就主动去找王连长，跟他说：“连长，我想报个名，参加军校的考试。”
王连长正忙着刮胡子呢，一听我的话，他放下了手里的剃刀，仔细瞅了我好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啊？文化基础还行，但考军校哪儿有那么简单的事儿？再说了...”
话还没说完呢，门外通信员就喊我去参加紧急集合，我只好闷闷不乐地走了。
过了三天，连队里开了个会，主要是说人员变动的事情。等上面的命令都讲完以后，指导员冷不丁地说：“李建国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去炊事班负责喂牲口了。”
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耳朵里嗡嗡直响：“啊？你是说让我养猪吗？”
这不就是明摆着排挤我吗？我心里像被刺了一下，脸上热辣辣的，觉得周围人都在嘲笑我。
会议结束后，我独自坐在军营后头的小山包上，瞅着远方连绵不绝的山峦，心里头那叫一个苦，比吃了最苦的黄连还难受。
我闷闷不乐地整理着东西，这时通信班长孙晓东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：“老李，别往心里去。我听说炊事班挺轻松的，你不是一直想着考军校嘛，这下正好有空准备准备。”
我无奈地笑着摆摆手：“班长，你就别劝我了，让我去炊事班喂猪，这辈子哪还有指望啊？”
孙班长眨眨眼，一脸神秘地说：“谁说不行啊？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，咱们的团长赵国强，以前也在炊事班干过呢，后来不也成了团长嘛！”
我带着点半信半疑的心情走到厨房，瞧见了那个胖乎乎的炊事班长张胖子，年纪大概四十多岁，一身都是饭菜的味道。
他乐呵呵地讲：“李建国啊，我听说你是高中毕业，那正好，帮我管管账本，再照看照看那七头猪，挺轻松的活儿！”
炊事班的日子比我想的还要惬意，它离连队的训练和政治课挺远，每天主要就是喂喂猪，打扫打扫猪圈，其他的事情基本上没有。
我慢慢察觉到，去了炊事班之后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一番。
喂完猪以后，我一下子有了好多空闲时间，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或者做其他想做的事情，没人来打扰我。
我到连部借了些初中数学、物理的书，还有一些讲政治理论的书，然后在猪圈边的小工具房里摆了个简单的小桌子，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学习。
猪舍边上有一片小树林，环境挺安静的，就只有猪哼哼的叫声陪着，没想到倒成了个挺好的读书地方。
可是时间一长，我心里就变得七上八下：连长是不是真不管我了？我是不是就得一直养猪了？
那天傍晚，我喂完猪后往宿舍走，快到门口时，一眼瞅见连长王建军和指导员站在不远处，好像正瞅着我呢。
我连忙站得笔直，敬了个礼说：“连长，饲养员李建国已经把猪喂好了！”
王连长走过来，瞧了瞧猪圈，又瞅了眼我用木板搭的书桌，桌上放着翻开的《政治经济学》和《高中数学》书。
“你每天都这样干啊？”王连长朝着书桌摆了摆手问。
“对，连长，我喂完猪就去啃书本了。”我心里直犯嘀咕，连长这葫芦里究竟装的啥玩意儿。
王连长忽然笑了，他问小李：“知道为啥把你调到炊事班来吗？”
我摆了摆手，王连长搭了搭我的肩头说：“团里在挑选去军校的人，我和指导员合计了一下，觉得你基础还行，就是平时太忙了，抽不出空来学习，所以啊……”
我一下子就懂了，这其实是连长和指导员特意为我们做的安排！
“连长，您的意思是……”我激动得话都哽在喉咙里了。
指导员接过话说：“明年7月有个军校的大考，你得好好备考，别让大家连队失望了！”
这时候，我心里一热，眼眶都湿润了，感觉心里头甜得跟吃了蜜似的。
猪圈边上有个小水塘，每天早上，团政治处的刘主任都会到这儿来走走，吸吸新鲜空气。
有次碰巧，我正在那儿念政治理论呢，刚好被路过的刘主任给听见了。
“嘿，小伙子，这么早在这儿背啥呢？”刘主任走过来问道，他五十多岁，头发已经半白，鼻梁上架着副老花眼镜，大家都叫他“刘先生”。
“报告领导，我正为明年的军校招生考试做准备呢！”我挺直身子敬了个礼，心里砰砰直跳，生怕打扰了您的早晨锻炼。
刘主任竟然笑了，他说：“有出息啊！但你背书的方法不太对，得理解着去记，别光靠死记硬背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支个招...”
刘主任居然坐在我的小凳子上，细心地给我解释了有将近一个小时。
从那时候起，刘主任老在早上锻炼的时候给我解答不懂的问题，我的政治理论分数一下子就涨了很多。
有时候，炊事班的兄弟们瞧见我蹲在猪圈边上看书，就打趣我说：“李建国，你这是打算在猪圈旁边开个‘学问小灶’吗？”
“你还是别抱希望了！”
我也没生气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等我考上军校，这猪圈就成了我心中的最高学府啦！”
就在考试前两个月，也就是1980年5月的一个热得让人难受的下午，猪圈里突然出现了猪瘟。
七只猪中有两只死了，剩下的五只也病得厉害，东歪西倒，哼哼直叫，啥也不肯吃，水也不肯喝。
张班长急得直打转：“这可怎么办才好？要是猪全死了，咱们全班都得受罚！班务会上领导明确说了，这些猪是为了给领导们加餐的，千万不能全没了呀！”
我明白这啥意思了，就是说我得整天呆在猪圈里，照顾那些生病的猪，给它们吃药，量体温，一点时间都不能走开。
我的复习安排全乱套了，本来想在最后这俩月里把知识点都过上三遍，现在看来是没戏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蹲在猪圈旁边，瞧着那头没精打采的猪，心里头比喝了苦胆汁还难受，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滑落了。
“咋了，要打退堂鼓啦？”炊事班的老王头捧着碗热腾腾的姜汤走近，借着朦胧的月色，我瞧见他那张黑乎乎的脸庞上也写满了忧虑。
“不！”我抹抹眼泪，坚定地说，“我偏不信这个邪！”
老王蹲下身子，把姜汤塞到我手里，说：“喝点儿，让胃里暖和点，晚上挺凉的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猛地开口：“我听人家讲，你是不是想提干去考军校啊？”
我应了一声，老王头叹了口气说：“我当兵都二十年了，一直都在炊事班干活，眼看着好多战友都升官走了，就我还在这儿呆着……”
我哑口无言，这时老王头接过话茬：“你小子与众不同，有学问，有上进心，我肯定你能考上，别让那几只小猪崽给绊住了脚！”
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想了个办法叫“猪圈读书法”，就是在喂猪的同时，大声地读着课本。
我把政治理念和数学式子写在小纸条上，然后贴在猪圈的柱子上，在给猪喂药的同时，我就边背这些知识点。
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圈就是一年！
社会主义刚开始的时候，主要的问题就是...
勾股定理就是说：在一个直角三角形里，两个短边的平方加起来，和最长边的平方是一样的。
我在猪圈里大声说话，声音飘得老高，就连那几头生病的猪好像也被我带动，精神振作了些。
有些战友经过时总会笑出声来，说：“李建国怕是疯了，在那给猪上课呢！”
老王头每天都会给我煮鸡蛋吃，说吃了对脑子好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那是他省下了自己的口粮给我的。
渐渐地，炊事班的其他兄弟也开始帮忙，轮流照看那些猪，好让我有空专心准备考试。
班长张胖墩特地找了块黑板，搁在猪圈边上，说：“这样你给猪上课的时候就方便了！”
大家的鼓励让我心里暖暖的，所以我更加努力学习，每天起早贪黑，都顾不上吃饭睡觉了。
有一天清早，团长赵国强到食堂来瞧瞧情况，结果听到我在猪圈那边念书呢。
他偷偷地靠近，在猪圈外面站了好一会儿，竖着耳朵听，我刚好背到《孙子兵法》里的那句“了解自己和对手，打多少仗都不怕”。
“小伙子，你这是在忙活啥呢？”团长忽然问道。
我被吓了一跳，连忙站得笔直敬礼，说：“团长，我正忙着准备军校的考试呢！”
团长皱着眉头，瞅瞅我，又瞅瞅猪圈，问道：“你是做饭的吧？咋想着去考军校呢？”
我跟大家实话实说了我的梦想和经过，还有连长和指导员为了让我有更多复习时间，特地把我调到炊事班的事儿。
团长听完，愣了一下，接着哈哈一笑：“这小子，真有出息！但你这样拼命学习，身体能吃得消吗？”
“团长，我能受得了这份罪！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团长点了点头：“行，我信得过你！”说完他转身准备离开，又突然回转来说：“哦对了，你提到的猪瘟问题，我会安排团卫生所的人过来瞧瞧，别太焦虑了。”
第二天，团里政治部通知说：为了帮助想考军校的基层战士提升学习成绩，团部会专门为他们安排一个地方，让大家集中起来复习。
我呢，是重点培养的人之一，每天下午都能去团部会议室接受统一的辅导。
“嘿，注意啦！”
老王头自己掏钱给我买了几本参考书，他说：“我念书就只念到小学三年级，看你这么努力，我心里真是乐呵！我这辈子没啥大成就，但就盼着你能有大出息，飞得高高的！”
我心里特别激动，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暗暗发誓：非得考上军校不可，不能让大家失望！
可是世事难料，就在考试前一个星期，我突然收到家里传来的消息：老爸生病了，得赶紧筹钱给他治病。
我那点补助哪够支付医药费啊，正犯难呢，连长来找我聊天：“小李，听说你老爸生病了？这是大伙儿凑的300块，你先拿着应急，别担心考试，等考上军校后再慢慢还我们！”
当连长把钱递到我手里时，我眼眶湿润了：“连长，这……这也太多了吧……”
连长笑呵呵地说：“这是全连兄弟们的共同心愿，大伙儿都盼着你考上军校呢！”
我拿着钱，写了封信给家里，让弟弟把钱带给爹去看病，接着就全身心投入到最后的努力中。
1980年7月，军校的考试按时举行了，那天真是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。
那天一大早，炊事班的所有人都来给我送别了，就连那几头刚从猪瘟里缓过来的猪，也好像在给我鼓劲儿呢。
张班长硬把一个煮熟的鸡蛋塞到我手里，说：“要是考试的时候饿了，就吃掉它，能补补脑子！”
老王头递给我一个小布袋，说：“这是我特意为你求的平安符，戴着它，祝你一切顺利！”
我打开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一块猪肉干，忍不住差点就笑了。
考试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镇定，这半年来，在猪圈里度过的每一天，有了战友们的帮忙，我把能学的知识都一股脑儿塞进脑袋里了。
这场考试总共三个小时，我两个小时就做完了所有题目，然后用剩下的时间仔细检查，保证不会出错。
考完试出来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，不管考得咋样，反正我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一个月后，成绩公布了：我在全团里考得最好，成功考进了军校！
那天，炊事班里可热闹了，张班长乐呵呵地搂着我转了好几圈，笑着说：“李建国，你真有两下子！给咱们炊事班长脸了！”
老王头激动得话都讲不出来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拍着我的肩，眼眶都红了。
连长和指导员亲自跑到炊事班来道喜，连长乐呵呵地说：“我就知道你能行！在军校好好学，等毕业了回来，咱们连队肯定有你的一席之地！”
在离开之前，我专门绕道去瞧了瞧那个猪舍，那个以往我总觉得不好的地方，现在变成了我心里最宝贵的回忆。
在军校的三年时间里，我努力学习，每门课的成绩都很优秀，还得到了“三好学员”的荣誉称号。
毕业那会儿，领导问我愿意去哪个地方工作，好多同学都挑了大城市或者待遇不错的部队。
我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还是想回到之前的团队。”
指导员好奇地问：“有那么多好去处可以选，你咋就非得回去呢？”
我笑呵呵地说：“那儿有跟我一起战斗过的伙伴，有我的亲人，还有我那特别的‘养猪学问小天地’呢！”
1984年，我终于回到了老部队，当上了一名基层指导员。一到那儿，我就急着去见见炊事班里那些老朋友。
张班长一见到我，眼睛就湿润了：“李建国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喊你李指导员啦！”
我拉着他的手不放，说道：“要是没有你们，我不会有今天。猪圈边的那段时光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！”
“嘿，注意啦！”
回到连队，我搞了个“逆境成长小组”，拿自己的故事给那些和我以前一样怀揣梦想的基层战友打气。
望着他们在训练场上努力奋斗的样子，我就像看到了以前自己蹲在猪圈边刻苦学习的模样。
一眨眼就到了1996年，那时候我已经在军区政治部当干部了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瘦弱的农村小伙子。
在表彰大会上，我专门叫上了张班长、老王头这些以前炊事班的老伙计们一起来参加。
让我特别感动的是，我特意安排人去请了八十多岁的刘主任来参加会议。
会议结束后，我握着他们的手，跟现场所有人分享了我那段在“猪圈里读书”的经历。
“嘿，注意啦！”
讲到激动的地方，我嗓子有点堵：“我心里一直感激在猪圈度过的那段时光，因为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只要努力，命运是不会亏待任何人的！”
听到台下像打雷一样响亮的掌声，瞧着张班长他们眼里闪着泪光的笑容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以前那个在猪圈旁边大声读课文的小战士。
他压根儿没想过，有朝一日，他那“养猪场里的学问”会成为鼓舞众多军人的佳话。
真没想到，老王头的娃后来居然也考上了军校，当上飞行员了，这消息听起来真是太让人高兴了。
李班长，你还记得你以前说的那句话吗？“等我考上军校了，这猪圈在我心里就成了最厉害的学堂。”
杨大海眼眶湿润，拍了拍我的肩说：“你这家伙，还真混到今天这一步啦！”
我看着远方，太阳快下山时把天照得金灿灿的，就像以前猪圈那边傍晚的彩霞一样。
小声嘀咕着：“真没想到，就这么一头猪，居然把我的人生都给转了个弯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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